马克思主义学院

4第四章 案例

发布时间:2018年11月16日     作者: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     字体: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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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原四章案例

案例1.

世界历史上的经济危机

1637年郁金香狂热

在17世纪的荷兰,郁金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东西。1637年的早些时候,当郁金香依旧在地里生长的时候,价格已经上涨了几百甚至几千倍。一棵郁金香可能是二十个熟练工人一个月的收入总和。现在大家都承认,这是现代金融史上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投机泡沫。而该事件也引起了人们的争议——在一个市场已经明显失灵的交换体系下,政府到底应该承担起怎样的角色?

1720年南海泡沫

1720年倒闭的南海公司给整个伦敦金融业都带来了巨大的阴影。17世纪,英国经济兴盛。然而人们的资金闲置、储蓄膨胀,当时股票的发行量极少,拥有股票还是一种特权。为此南海公司觅得赚取暴利的商机,即与政府交易以换取经营特权,因为公众对股价看好,促进当时债券向股票的转换,进而反作用于股价的上升。

1720年,为了刺激股票发行,南海公司接受投资者分期付款购买新股的方式。投资十分踊跃,股票供不应求导致了价格狂飚到1000英镑以上。公司的真实业绩严重与人们预期背离。 后来因为国会通过了《反金融诈骗和投机法》,内幕人士与政府官员大举抛售,南海公司股价一落千丈,南海泡沫破灭。

1837年恐慌

1837年,美国的经济恐慌引起了银行业的收缩,由于缺乏足够的贵金属,银行无力兑付发行的货币,不得不一再推迟。这场恐慌带来的经济萧条一直持续到1843年。

恐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贵金属由联邦政府向州银行的转移,分散了储备,妨碍了集中管理;英国银行方面的压力;储备分散所导致的稳定美国经济机制的缺失等等。

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1857)

1857年经济危机在历史上是第一次具有世界性特点的普遍生产过剩危机。这次危机也是第一次在美国、而不是在英国开始的危机。由于英国对美国铁路建设进行了大量的投资,故美国铁路投机的破产对英国也造成了很大的震动。

随著危机的爆发,美国的银行、金融公司和工业企业大量倒闭。仅1857年一年,就有近5000家企业破产。粮食生产过剩,粮价和粮食出口下降,加上英国工业品的剧烈竞争,促使了美国经济危机的加深。反过来,英国的经济发展也受到美国危机的打击。由英国向之提供资金的美国银行、铁路、商业公司纷纷破产,也使英国的投资者持有的有价证券急剧贬值。

1857年秋季,美国还爆发了货币危机,整个银行系统瘫痪了,美国的货币危机在10月中旬达到了顶点,当时纽约63家银行中有62家停止了支付,贴现率竟然超过了60%,股票市场行市则下跌了20-50%,许多铁路公司的股票跌幅达到80%以上。美国的经济危机迅速蔓延到英国和欧洲大陆,引发了一阵又一阵的破产浪潮。

1907年银行危机

1907年10月,美国银行危机爆发,纽约一半左右的银行贷款都被高利息回报的信托投资公司作为抵押投在高风险的股市和债券上,整个金融市场陷入极度投机状态。

首先是新闻舆论导向开始大量出现宣传新金融理念的文章。当时有一篇保罗的文章,题目是“我们银行系统的缺点和需要”,从此保罗成为美国倡导中央银行制度的首席吹鼓手。

此后不久,雅各布·希夫在纽约商会宣称:“除非我们拥有一个足以控制信用资源的中央银行,否则我们将经历一场前所未有而且影响深远的金融危机。”

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

1929年10月,纽约华尔街股票市场形势急转直下,股价狂跌。人们疯狂抛售股票,股市崩溃,引发了一场经济危机。首先是银行纷纷倒闭;接着,工商企业大量破产,生产锐减,市场萧条;失业人数激增,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农产品价格下跌,农民收入减少,很多人濒于破产。

1929年上半年,纽约股市经过不断哄抬,持续上扬,呈现一片“繁荣”。10月23日,股价开始急剧下跌。次日,在一些银行巨头的干预下,股市行情有所回升。美国总统胡佛声称:美国经济“形势很好,欣欣向荣”。但是,好景不长,29日,股市出现了灾难性的风暴,一天之内抛售了1600多万股,一些主要股票的价格下跌了40%,转眼问,许多人破产。到 l1月,纽约股市的各种股票损失达260多亿美元。

据统计,1933年初,美国已经有半数银行倒闭,完全失业人数达到1500万至1700万人;此外,还有许多人处于半失业状态。当时,穷人想尽一切办法艰难度日,常常食不果腹,衣不御寒;而资本家为了维持商品价格,保证利润,不惜大量销毁商品。

经济危机很快波及到其他国家,影响世界各国,演变成一场空前规模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这场经济危机具有一些明显的特征,如来势之猛烈、范围特别广,持续时间特别长,破坏性特别大,等等,以至于“大萧条”、“大恐慌”成了这次危机专用的代名词。

当时,美国经济对其他国家经济和世界市场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美国出现的经济危机很快引发了其他国家的经济危机。1930年,严重依赖美国资本的德国发生经济危机;接着,英、日等国经济出现了严重的衰退;1932年,法国经济也开始萧条。各国不得不相继宣布放弃金本位

1929年至1933年,西方世界工业生产下降了 l/3以上,贸易额减少了2/3。其中,美国和德国的受破坏程度最大。美国的进出口额下降了70%,英、法、德、日也都减少了一大半。

美、英、法、德共有30万家企业倒闭,失业工人竟达到3000万以上。许多昔日机器轰鸣的工厂区,变得死气沉沉,野草丛生,成为所谓的机器“墓地”。人民饥寒交迫,流离失所,但厂商为了维持他们的利润,稳定商品价格,却大量销毁商品。大量的玉米、小麦、棉花、牛奶等产品,或被当作燃料,或被倾人河流、大海。1933年以后,这场经济危机的高潮才过去,但各国经济的恢复仍是步履艰难。

1973-1975石油危机

1974年美国的汽油定量配给票

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阿拉伯石油生产国削减石油输出量,造成油价飞涨,立即打乱了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节奏,从而引发了经济危机。

除开石油危机的因素,美元的贬值和和此次危机的产生也不无关系。1971年,由于美国国际收支赤字的不断上升,同时西方外汇市场大量抛售美元、抢购黄金和西德马克,为防止美国黄金储备的严重枯竭,美国尼克松政府宣布暂停按布雷顿森林体系所规定的以每盎司黄金换35美元的价格向美国兑换黄金;当年12月,美元正式贬值7.8%;1973年1月,新的美元危机再度爆发,2月2日美国再度宣布美元贬值10%,3月,西欧各国对美国实行浮动汇率。至此,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宣告瓦解,波及整个西方的经济危机也呼之欲出。

这是战后最严重的一次全球经济危机。在危机发生一年之后的1974年12月,美国汽车工业下降幅度高达32%,道·琼斯股票价格平均指数比危机前的最高点下跌近一半,1975年,美国的失业率高达9.2%。而在此期间,整个西方世界的工业生产下降了8.1%;英国的股市比危机前的最高点下跌了72%;危机最严重的1975年,西方发达国家的每月平均失业总人数达1448万人;世界贸易的总额在1975年减少了6%。

最为可怕的是,此次经济危机造成了西方经济较长时间的“滞胀”。一方面,危机之后,经济回升极其缓慢;另一方面,通货膨胀却与萧条共存。危机过后,各发达国家的通胀率依然居高不下,美国的通胀率甚至还不断上升,1979年消费物价上涨年率达到13.2%。

直到80年代里根成为总统后,运用减税、减规、减开支和节制通货流量等“里根经济学”,才使得美国经济逐渐走出“滞胀”出现巨大的回升。

1987年黑色星期一

1987年,因为不断恶化的经济预期和中东局势的不断紧张,造就了华尔街的大崩溃。这便是“黑色星期一”。

1987年10月19日上午9时30分,纽约股市一开盘,道·琼斯指数经过一段颤动后突然下跌,截至休市,道·琼斯指数暴跌508.32点,跌幅达22.62%,超过了1929年10月29日纽约股市暴跌的纪录。如果将抽象的指数折算成货币,这一大纽约股市下跌使市场丧失了5000亿美元的市值。这个数字几乎相当于当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八分之一。

纽约股市的暴跌,迅速引起了西方主要国家股票市场连续大幅下挫。10月19日,英国伦敦《金融时报》指数跌183.70点,跌幅为10.8%;日本东京日经指数10月19日、20日累计跌幅为16.90%;香港恒生指数19日下跌420.81点,跌幅11.2%;法国、荷兰、比利时和新加坡股市分别下跌9.7%、11.8%、10.5%和12.5%,巴西、墨西哥股市更是暴跌20%以上。

10月23日,美元遭到抛售大幅贬值。受此影响,10月26日道·琼斯指数再次暴跌156.63点,跌幅为8.03%其它国家股市也再次随之下跌,香港恒生指数更是暴跌1120.7点,日跌幅高达33.33%,创世界股市历史上的最高跌幅。

这是迄今为止影响面最大的一次全球性股灾,造成了世界主要股市的巨大损失。美国股票市值损失8000亿美元,世界主要股市合计损失达17920亿美元,相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的5.3倍。

1997东南亚金融危机

自1997年7月起,爆发了一场始于泰国、后迅速扩散到整个东南亚并波及世界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许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汇市、股市轮番暴跌,金融系统乃至整个社会经济受到严重创伤,1997年7月至1998年1月仅半年时间,东南亚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货币贬值幅度高达30%~50%,最高的印尼盾贬值达70%以上。同期。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股市跌幅达30%~60%。据估算、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仅汇市、股市下跌给东南亚同家和地区造成的经济损失就达1000亿美元以上。受汇市、股市暴跌影响。这些国家和地区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

[2] 

08年次贷危机

次贷危机是由美国次级房屋信贷行业违约剧增、信用紧缩问题而于2007年夏季开始引发的国际金融市场上的震荡、恐慌和危机。

为缓解次贷风暴及信用紧缩所带来的各种经济问题、稳定金融市场,美联储几月来大幅降低了联邦基金利率,并打破常规为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直接贷款及其他融资渠道。美国政府还批准了耗资逾1500亿美元的刺激经济方案,另外放宽了对房利美房地美(美国两家最大的房屋抵押贷款公司)等金融机构融资、准备金额度等方面的限制。

在美国房贷市场继续低迷、法拍屋大幅增加的情况下,美国财政部于2008年9月7日宣布以高达2000亿美元的可能代价,接管了濒临破产的房利美和房地美。

案例2.

西方新闻自由实质的一次暴露

——析伊拉克战争中的美英媒体行为

 
  从2003年3月20日布什在美国白宫对着电视镜头宣布对伊拉克开战,到5月2日布什在加利福尼亚海域“林肯”号飞行甲板发表电视讲话,宣告对伊拉克“重大作战行动”结束,始于电视画面,终于电视画面,历时44天的伊拉克战争通过新闻媒体向全世界作了一次整体呈现。
  综观此次战争中以美英国家为主的媒体行为,从目前的受众反映和媒介批评来看,主要集中在五点:一、西方国家和政府对新闻的强权控制;二、新闻报道的客观、公正、全面、平衡、多元等原则被“爱国主义”幌子所遮蔽;三、新闻媒体在美英等国从第四种权力演变成为继武器设备、战略战术、政治外交、天时地利等四大因素之外的第五种力量;四、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短信等先进传播技术所形成的全方位现场直播却令新闻的真实性被制作性、设置性、虚假性所取代;五、西方新闻界的新闻职业道德被主动迎合军方的媒体所玷污,媒体的公信力降至历史最低点。而这一切,无不指向西方新闻事业的深刻危机:新闻自由成为空谈。

  战时管制与新闻自由
    在历史上任何时期,新闻自由程度是检验媒体与政府关系的重要标准。西方新闻媒介自诩为代表公众监督政府的“看门人”,是制约、抗衡政府的“影子政府”,是超脱任何政党控制的“无冕之王”,具有高度的新闻自由。尽管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明确规定国会不得通过立法限制新闻自由,在和平时期美国政府也没有实施新闻检查的权力,但实际上政府能运用多种手段对新闻传播的若干环节实施影响,以调节和控制新闻的数量、质量、流向和导向。当战争爆发时,新闻自由程度将会降到最低,甚至《美国新闻管制训条》写道:“在未来战争中,军队必须战胜两个敌人,一个是军事战场上的敌人,一个是舆论战场上的敌人,后者包括本国和西方国家以及一切亲西方的无冕之王们”。④
  为了对付“舆论敌人”,完全控制新闻场,在伊拉克战争打响之前,五角大楼就宣布派出“采访兵团”:数百名报社记者、摄影师和电视台记者与作战部队捆绑在一起实行“嵌入式报道”。他们必须遵守美方定下的“三不准”规定,即“不准问美军和英军的伤亡情况;不准问与目前的军事行动有关的问题;不准问与今后军事行动计划有关的问题”。在美国“钦定”的随军记者中,美英记者占了最大比例(600多人),支持战争的日本则选了10名记者,而对中立国和反战国,则大加限制,如中国内地仅一名,数量极少的法、德记者不仅行动受限制,甚至连正式的开战时间也被封锁。
   对一向“自由”的美英媒体记者,军方与政府严格管制,稍有不从者,就挥舞“爱国主义”和“国家安全”大棒进行封杀,完全凌驾于受宪法保护的新闻自由之上。曾因越南战争和首次海湾战争报道而获普利策奖的彼德·阿内特被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和微软全国广播网(MSNBC)解雇,因为他在接受伊拉克国营电视台采访时说,“由于伊拉克的抵抗”,华盛顿的“第一个战争计划已经失败”。另一名FOX新闻网的知名战地记者捷拉尔多·里韦拉被取消随军报道资格,军方指责他在战地报道中太具体,危害了美军部队的安全。与此同时,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战时报道也受到了公开的批评。英国工党主席里德指责BBC的报道就像在为阿拉伯做宣传。在巴格达市场爆炸现场做报道的BBC记者奥马尔,被指责像“巴格达的朋友”。对反战和敌对方的新闻网,美英则采取霸权政策,用武力、暴力手段强迫发不同声音的媒体闭嘴,甚至干脆把记者当成军事攻击目标。如美军一枚导弹击中了半岛电视台在巴格达的办公室,导致两名记者一死一伤。该电视台驻巴格达记者塔里克·阿尤布在美军对该记者站的轰炸中被炸死。半 岛电视台称这是蓄意的袭击。而在此前,纽约证券交易所3月25日宣布吊销两名半岛电视台记者的记者证,并禁止他们进入交易大厅。4月8日,攻入巴格达的美军,居然向住在巴勒斯坦饭店里的外国媒体的记者开枪射击,导致7人伤亡。据统计,伊拉克战争中有至少11名记者和1名新闻机构雇用的翻译以身殉职,另有2人失踪。按照比例来说,记者的伤亡比美英联军还要大。这对美英一贯标榜的所谓“高科技精确闪击战”、“人道主义战争”,无疑是绝妙的讽刺。
  西方新闻媒体向来把他们所谓的新闻自由及客观、公正概念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利用文化霸权对别国新闻自由进行干涉,其实任何新闻机构都不能游离于政治与意识形态之外,战争把西方标榜新闻自由的面纱揭开,露出了真相。

  从第四种权力到第五种力量
  战争是国家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它最基本最显著的特征是利用最先进的科技成果制造最先进的战争工具来武装自己去对付暴力,这其中,包括传媒技术。21世纪的战争就是打一场传媒战。⑤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甚至断言:“未来某些最重要的战争将发生在媒体战场上。”⑥
  就媒体与战争的关系而言,传统意义上的媒体与记者的作用与功能,主要是间接或者直接报道战争的有关情况,战地记者是战争的观察者、记录者和见证人。但是,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随着半导体技术、海底电缆、喷气式飞机、卫星通讯、有线电视、无线网络等现代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特别是通信传媒技术的飞速发展,战争开始把新闻场形成两种战场:一是新闻大战,即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地域、不同立场的媒体为了更快、更准确报道新闻或争夺独家报道而进行的“纯新闻竞争”;二是传媒力量成为战场上不容忽视的政治军事力量。前者所揭示的真相和表现出来的监督力量即西方媒体所津津乐道的“第四种权力”,而后者所表现出来的力量却是战争继武器装备、战略战术、政治外交、天时地利等四大因素之外的第五种力量⑦。媒体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被迫或自觉地将自己纳入战争体系,这就产生了现代传播环境中一个巨大的矛盾,即传播技术的高度发达使得新闻报道的手段更自由、灵活,伊拉克战争报道甚至开创了记者跟随部队直播战争场面的先河,但是这种几近透明的报道方式却造成了新闻的严重失实———新闻的真实性正在被制作性、设置性、虚假性所取代。这说明西方新闻媒体在政府的高度控制下,技术的进步并不能带来新闻自由的进步,相反却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伊拉克战争彻底地改变了西方新闻媒体的功能,并赋予其全新的角色定位。应当说,在美国历史上,自里根时代以来,没有哪一届政府如此长于处理信息和操纵图像。布什政府让数百名各国记者“嵌入”部队出征,首次将新闻媒体作为一种战争武器投入战斗,为政府如何运用新闻媒体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媒体被迫放下“第四种权力”的架子,完全沦为政府的工具。主要体现在:
  操控信源,形成舆论霸权。尽管以半岛电视台为主的海湾地区媒体在伊拉克战争中异军突起,包括中国、法国、德国等在内的许多媒体也保持了中立与客观的立场,但是以CNN、BBC、NBC、FOX、ABC为主的英美媒体对全球的新闻流动所形成的垄断效应,其威力绝不亚于战争中的军事力量,许多非主流媒体无法获得独家的信息不得不在漫长的战争报道中大量转引CNN等美国媒体的信息和图像,这就使得信源单一化。而即使CNN、BBC等垄断性新闻媒体,大多数的报道内容都是来自于政府官员,而来自平民、军人、医生、研究人员的声音很少。据统计,CNN在战争中引用美国军政官员的信息占所有信息的79.7%。可以说,绝大部分战争信息是从美国军方通过媒体发出的或制造的,美国在信息时代享有的独特霸主地位所显示出来的优势,可谓发挥到了极致。
  传递情报,制造假新闻。媒体若被利用以制造有利于军事行动的新闻,这种新闻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变成一种情报,从而成为一种谋略,达到隐真示假、迷惑敌方等诸多目的。加上美英军方对信源的控制,因此媒体传达给受众的信息真假莫辨,混乱与矛盾百出。比如,英国媒体报道伊副总理阿齐兹叛逃,美国媒体报道萨达姆在第一波轰炸中毙命以及两个儿子被炸死的消息,攻占乌姆盖斯尔以及伊拉克拥有大量生物化学武器等新闻,后来都被证明是子虚乌有。BBC一位高级官员说:“伊拉克战争中的假新闻超过了我报道过的任何军事冲突,包括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
  设置议程,引导舆论。美英政府利用了媒体的议程设置权,战前就为攻伊和倒萨造势,称其为“正义的解放战争”,是“行使正当的执法权”,制造侵略伊拉克的口实。美国传媒在报道中大量加入所谓“爱国主义”的感情色彩,例如前线记者和“我们”代表美军,报道明显“偏颇”,西方一些电视台报道伊拉克战争时,大量画面都是“有选择性”地报道美英联军的进展情况,反复播放美军受训的片段,以及一些全副战斗装备的美英记者。而对遭受轰炸的村庄,血泪纵横的伊拉克妇女和儿童,则一概不播或一晃而过,美英一些电视台还反复播放美英联军对伊拉克战俘进行搜身的清晰画面,美军士兵向伊拉克儿童分发糖果的镜头,把美军视为“解放者”大加报道,为的是引导舆论赢得民意。
  从“第四种权力”到“第五种力量”,随着新闻媒体被纳入西方国家信息战和国防信息战的战略体系,在未来的战争中媒体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和更宽泛的功能,可以预见的是“新闻管制”的紧箍咒将越来越紧,新闻自由只能是空中楼阁。

  战时行为与媒体失范
  回到媒体与战争、媒体与政府的关系上,在伊拉克战争中,西方新闻媒体的表现与其说是一种无奈,不如说是一种主动选择。
  与历次战争中新闻媒体的表现相比,伊拉克战争中最突出的特征是西方媒体对政府与军方高度自觉、主动的配合。西方媒体标榜的“新闻自由”的特点往往是采取不合作的态度,选择一个接近民众的中立、客观的角度、挑剔、批判政府,把自己扮演成政府的监督者。但是近几年来,从“9·11”事件,到阿富汗战争,再到伊拉克战争,美英主流媒体却显示出了一种温驯、合作的态度,自觉充当战争的解说者和推销者,毫不犹豫地扮演“爱国主义”啦啦队长的角色,成为战争的喉舌和传声筒。“许多美国媒体都用国旗把自己包裹起来,因爱国热情而牺牲客观公正。”战前,美国权威的专业周刊《编辑和出版》公布了它对50家美国主流报纸的调查⑧,结论是,大多数报纸选择了布什的战争:从2月15日到19日,共有37家报纸为战争问题发表社论,其中15家断定战争是必须的;13家选择了中立的调子,观望联合国的最后决议;只有9家反对战争。美国电视频道基本上从“9·11”开始就选择了和布什站在一起。从ABC的“铁腕对待伊拉克”,到FOX的“向恐怖主义宣战”,媒体的倾向性一开始就决定了战争报道的不客观、不公正、不平衡。
  如果说战前美国媒体还有左右派之分,还有反战的声音,那么战争爆发后,左右派之间的界限就越来越模糊不清,反战声音越来越微弱,媒体开始自觉地进行程度不同的“自律”。美国的电视台24小时直播战争进程,随军记者们穿着军服与军队一起“深入第一线”,CNN记者坐在美国的坦克上兴奋地喊着“往前冲”,记者在战场上的表现更像是士兵,而不是报道者。不仅军方散布大量假新闻信息,记者也主动造假。美国“优秀新闻项目”(ProjectforExcellenceinjournalism)最新的一项研究表明,大多数“嵌入”在伊拉克作战的美军部队里的记者发回的电视报道就像一本“轶闻轶事故事集”,细节丰富但是经常缺乏观点,缺乏深度,研究者们研究了ABC、CBS、NBC、CNN和FOX等新闻频道40多小时的关于战争的新闻报道,发现大约2/3由“嵌入式”新闻记者发回的电视报道是现场直播,80%的报道只出现了记者本人,而没有对美英士兵和伊拉克人民的采访⑨。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一项调查表明,86%的美国人是从电视里了解伊拉克战争消息的,安插在军队里的电视记者已经成为美国公众关于伊拉克战争消息的主要来源。(10)这表明战地记者已主动悖离了“报道战场的真相”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不但前线记者如此,后方新闻机构更显示出强烈的“自律性”,以大量议程设置过的内容,站在“一边倒”的立场上,表现出种种违背新闻客观规律、受众意志、新闻良知的传播方式。有国际学专家指出,美国传媒将自己界定为“报道美国参与战争的美国新闻机构,不惜付出任何新闻代价”。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系教授奥弗·霍尔泽认为,美国传媒以为这样做会得到认同,实际却是轻蔑了新闻的原则,她说:“这直指传媒公信力的问题,我们应该不偏不倚地报道。”(11)事实上,西方新闻媒体的失范不仅没有让政府和军方满意,也引起美英受众的反感。伦敦一位市民对《泰晤士报》说:“我们国家的问题在于电视和报纸。它们不披露真相,闭口不谈真正发生了什么。”美国出现了一批与众不同的示威者,他们的口号不是“停止战争”,而是“要媒体讲真话”。一些反对战争的民众多次聚集在美国芝加哥市中心,有人以漫画形式抨击世界三大知名广播电视媒体在伊拉克问题的相关报道上缺乏客观公正,只是充当了“美国政府的保护者”角色。美国新闻学者在战争期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有70%的读者和观众对战争的报道持怀疑、不信任态度,超过50%的读者和观众习惯于将不同媒体和不同消息来源的报道对照起来考虑(12)。
  伊拉克战争让我们看到,西方新闻媒体与记者在标榜“新闻自由”的同时已经迷失了“新闻自由”的方向。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

案例3.

沃尔玛是如何成为世界零售霸主的?

沃尔玛诞生至今55年时间,从乡镇小店成长为世界零售霸主,它的崛起之路对中国零售企业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我们借助55份年报、创始人传记等第一手资料,汇集海量数据,挖掘沃尔玛商业奇迹背后的秘密。通过沃尔玛成长路径的分析更清晰的认识我国超市行业的发展,对超市业投资有所启示。

沃尔玛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初创期(1962-1972)

折扣店浪潮席卷全美背景下沃尔玛创立,初期体量较小从夹缝中求取生存,1972年成长为区域性连锁企业,成功登陆纽交所。

崛起期(1973-1990)

美国七八十年代的通货膨胀给折扣店行业带来危机,沃尔玛凭借自身实力成功弯道超车,逆势快速扩张,收入CAGR达到38%,在1990年超越百年零售企业西尔斯成为全美第一大零售企业。

成熟期(1991至今)

沃尔玛开始向海外扩张,主要通过并购的方式进入其他国家市场,同时积极拥抱电商,线上线下协同发展。

沃尔玛从乡村小店崛起为全球零售霸主,核心原因我们分析主要有三个方面:

1、外部原因—危机带来转机。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通货膨胀,使得折扣店市场出现危机,给了行业重新洗牌的机会,原有龙头企业面临种种问题,减缓了抢夺市场的步伐,沃尔玛得以弯道超车,迅速成长并超越原有龙头。

2、收入端—精准的市场策略吸引客户,创造更多收入。沃尔玛初期从乡村小镇市场做起,避免与当时实力更强的竞争者正面交锋,通过低价策略成功吸引经济危机时期低收入的人群,在七八十年代实现快速扩张。后不断拓展山姆会员店、购物广场、社区中心等多个业态,挖掘更多细分市场。在崛起阶段沃尔玛收入增速保持在40%左右,内生性的同店增速也能达到15%。

3、成本端—高效的自身管理提升效率,控制成本。在成本端沃尔玛坚持配送能力匹配扩张步伐,新门店保证在配送中心500km范围内,控制物流成本;通过与供应商良好的战略合作有效管控库存,降低供应链成本。利用灵活的不动产管理及时回笼资金进行物业的滚动开发,缓解资金压力,减少对外融资需求。伙伴式的人力资源管理一方面提升员工归属感和工作效能,另一方面也有效降低了人力成本。凭借良好的成本管控公司在快速扩张的同时期间费用率不增反降,为其规模扩张提供有力的支撑。

案例4.

西方世界对苏联的“和平演变”战略

从苏维埃政权诞生时起,西方敌对势力就企图将它扼杀在摇篮里。但面对强大的苏联用武力战胜已无可能,西方便转而采取“和平演变”战略。

“和平演变”一词,最早是美国驻苏联大使乔治.凯南在1947年7月提出的,他预言:实行和平演变的战略,最终将导致苏维埃政权的瓦解。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西方反共势力根据赫鲁晓夫掌权后出现的新形势,加紧对苏联实施“和平演变”战略,力图西化和分化苏联。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大力鼓吹所谓的“国际政治新思维”。他宣称:“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强调“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苏美两国“除了领悟共同生存这一伟大真谛以外,别无其他选择”。这就在国际范围内根本抹煞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还依然存在着严峻斗争的这一铁的事实。

他的政治表态很快就传达到西方社会。西方反共势力见时机已到,便对苏联全面展开“和平演变”的攻势。

美国和西方国家对苏联实施西化、分化战略的第一个手段是,利用大众传播媒体,大举进行意识形态渗透。

美国在西欧专门设置了针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大型广播电台“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每天用6种语言“传播国际以及苏联和东欧国内发生重大事件的信息”,宣传西方社会的“成就”、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英国广播公司(BBC)”和“德意志电波电台”每天也分别用40种和35种语言向世界各地广播。这4家大型电台都担负着向苏联东欧国家灌输西方意识形态的任务。

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重点,是否定苏共的革命历史,把苏联东欧国家存在的社会问题无限夸大,煽动人民的不满,并把这种不满指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美国中央情报局还慷慨资助有关研究机构设计了一个专门打掉苏联人长期以来在实践中形成的对列宁、其中包括斯大林情结的“哈佛方案”,使反对列宁和斯大林的作品充斥报刊、广播、电视和电影,制订设法使俄罗斯人接受将列宁遗体入葬的实施步骤等。他们还别有用心地称赞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支持其削弱、取消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乘机宣扬西方所谓的“美好生活”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

面对这一宣传攻势,戈尔巴乔夫不仅丧失警惕,不对苏联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反而鼓励民众去接受西方的熏陶。他在1985年8月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苏联人必须同外国人直接接触。不用害怕,……一些人会看到,世界真大,五彩缤纷。”

1988年12月,苏联停止了对过去视为反动电台的多家西方电台的干扰,并决定拨款400万外汇卢布,进口20个西方国家的报刊,在国内公开出售。这就进一步助长了西方对苏联的舆论攻势。

由于苏共对西方意识形态的进攻敞开大门,1990年前后,苏联社会中抛弃社会主义的思潮达到高潮。一项全国性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居民在回答“苏联选择什么样的前进之路”时,有32%的被调查者认为要效仿美国;17%选择了德国;11%的人看好瑞典。不少政治势力决定走一条所谓的“彻底革命”之路,背弃社会主义的“此岸”,一步跨入资本主义的“彼岸”。这就完全符合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指令中给“最有效的宣传”所下的定义:“宣传对象按照你所指定的方向走,而他却认为这个方向是他自己选定的”。 
 
     美国和西方国家对苏联实施西化、分化战略的第二个手段,是利用经济贸易、技术援助,诱导苏联的改革朝着西方期望的方向发展。

西方国家看到,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实行的“改革”符合自己的要求,因此纷纷表示支持,愿意给予援助。戈尔巴乔夫也把“改革”成功的希望寄托于西方的施舍。1989年开始,戈尔巴乔夫对政治体制进行“根本改革”,结果很快导致社会动乱和民族冲突,经济形势日益恶化。他阵脚更加慌乱,于是便卑躬屈膝加大向西方乞讨的力度。西方则趁此“良机”,提出各种苛刻的附加条件,加紧对苏联实施“和平演变”战略。

1991年5月,戈尔巴乔夫委派经济学家亚夫林斯基去到美国,同哈佛大学的专家一起,制定了一个“哈佛计划”,其中规定:西方每年援助苏联300亿~500亿美元,5年共援助1500亿~2500亿美元,苏联则实行“市场化”、“私有化”、彻底的“民主化”以及允许各民族自决等等。该计划还规定,西方援助同苏联改革紧密挂钩,每半年协调一次。按西方当时的说法,就是“大改革多援助,小改革少援助,不改革不援助”。

然而,西方的援助只是一个“诱饵”。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当时说:“美国的关键战略利益不在于从经济上挽救莫斯科,而是要摧毁苏联的共产主义制度。”事实也的确如此。1991年7月16日,戈尔巴乔夫带着包括“哈佛计划”在内的文件来到英国伦敦,会晤西方七国首脑,请求给予巨额援助。但结果使他大失所望,西方七国并未承诺任何援苏款项。尽管如此,戈尔巴乔夫依然本着“哈佛计划”的思路,使苏联的改革按照西方指引的方向,走上了“不归之路”。
    戈尔巴乔夫也由此赢得了西方赐予的“伟大改革家”的“美誉”,成了那里舆论的宠儿,并获得了1990年诺贝尔和平奖。美、英、德等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垄断集团,还以“稿费”等等各种形式给予戈尔巴乔夫个人大量的现金。他的助手博尔金回忆说,戈在上台后不久,就从西方得到许多奖金、奖品、稿费,其个人帐户上很快就有了100万美元。后来,其夫人赖莎第一本著作在美国出版,美国即付给其稿费300万美元。 西方的吹捧和收买是戈尔巴乔夫彻底背叛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原动力之一。早在1918年12月,列宁《在工人合作社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就指出:美国威尔逊之流“美元多得很,可以把整个俄国……以至整个世界都买下来。” 列宁还指出,收买就是整个问题的症结所在。 
  
   美国和西方国家对苏联实施西化、分化战略的第三个手段是利用所谓“人权”问题干涉苏联内政,支持和扶植苏联社会内部的反对势力。

多年来,美国和西方国家一直利用所谓“人权”问题攻击和污蔑社会主义制度,鼓噪“共产主义世界践踏公民权利”。

80年代初期,苏联的持不同政见活动逐渐衰落。但随着戈尔巴乔夫“公开性”和“民主化”政策的推进,非正式组织和形形色色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刊物如雨后春笋般的发展起来。戈尔巴乔夫完全屈服于美国的“人权”攻势和压力。其中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是为最著名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的恢复名誉了。萨哈罗夫是苏联的“氢弹之父”,但他在西方支持和资助下,拼命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经常发表反共演说,还在苏联国内公开建立了一个所谓的“保卫人权”组织。1980年初,他被苏联当局强制迁移到高尔基市居住。但在1986年12月16日,戈尔巴乔夫亲自打电话把他请回莫斯科,鼓励他从事政治活动,还给他安排两套住房和别墅。随后,苏联当局又按他的要求,赦免释放了其他140名持不同政见者。1989年3月,萨哈罗夫竞选苏联人民代表失败落选,戈尔巴乔夫立即给苏联科学院增加名额,帮助他成功当选。后来,他成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中强烈反对苏共的“跨地区议员团”的领导人之一。他力主修改规定苏联共产党在苏联社会中的领导地位的《苏联宪法》第六条,并亲自拟定《宪法》,取消了原苏联国名中“社会主义”一词。1989年12月,萨哈罗夫因病去世,戈尔巴乔夫曾表示无限悲痛,声称这是“重大的损失”。由于戈尔巴乔夫这一“鲜明”立场与态度,苏联更多的持不同政见者和更大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便很快公开化、合法化了。 
 面对以非正式组织面目出现的政治反对派,苏共听任和放纵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势力猖狂进攻。1988年6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说,各种非政府组织的迅速增加是改革的“显著特点”,“是人民首倡精神的出色表现,它值得大力支持”。 1989年7月18日,他在又一个会议上说,这些非政府组织的目的是“积极的”,是“与改革目的客观上相符”,因此应“同它们对话协作”。他不仅允许成立各种各样的非正式组织,而且同意在非正式组织的基础上成立反对党、实行多党制,直至在“自由选举”的旗号下听任让反对派夺取一系列地方政权。

1987年12月28日,《真理报》的社论披露,当时苏联的非正式社团已经有3万多个。这些组织肆无忌惮地宣扬反苏反共观点,鼓吹成立反对党和独立工会。

插手苏联的民族问题,破坏苏联的民族关系,在苏联内部制造动乱,是美国和西方国家对苏联实施西化、分化战略的第四个手段。

苏联长期存在着一些民族问题,由于戈尔巴乔夫推行“族际关系民主化”而不断激化,进而造成更为严重的民族对立和冲突。西方国家则趁火打劫,蓄意推波助澜。

1986年苏联改革开始不久,一些美国议员就跑到拉脱维亚挑拨苏联民族关系,公开宣布美国从未承认苏联对波罗的海国家的“占领”,波罗的海人民有权决定是否独立。

1989年春,当波罗的海沿岸的民族分裂主义活动势如潮涌之时,美国驻苏大使出面接见当地分裂势力的代表,了解他们的活动意图和计划,对他们表示支持,从而直接促成了波罗的海沿岸两百万人手牵手的“波罗的海之路”运动,大大强化了当地分裂主义势力的意志和决心,其间,他们公开提出了“打倒苏共”和“脱离苏联”的口号。

1989年12月1日,美苏两国元首在马耳他会晤,布什向戈尔巴乔夫施压,警告苏联不得用武力对付波罗的海的三国民族运动。否则,反苏情绪就会席卷美国。布什还多次会见波罗的海沿岸分裂运动领导人,向他们表示声援和支持。

1991年1月立陶宛局势紧张时,美国立即发表声明,谴责苏军“挑衅”,要求苏联“回到谈判中来”,同时通过各种外交渠道,向苏方表达强硬立场。布什本人亲自给戈尔巴乔夫打电话、发密函,要他履行不对波罗的海国家动武的承诺,否则就将停止对苏援助。

在美国的高压下,作为苏联总统的戈尔巴乔夫,于1月30日下令将派去控制立陶宛局势的空降兵部队和内务部队撤出立陶宛,同时向美国人保证,在坚持宪法的道路上推进政治进程,愿同波罗的海分裂势力进行对话。苏联中央政权从此失去了对这3个共和国的控制。

波罗的海3国分裂势力的得手,推倒了苏联解体的多米诺骨牌。

美国和西方国家对苏联实施西化、分化战略的第五个、也是最致命的一个手段,是千方百计支持苏共内部的反叛势力,大力扶植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掘墓人。

早在1987年夏天,当叶利钦尚未与戈尔巴乔夫发生冲突之时,美国驻苏联大使就已经叶利钦进行了接触,他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坦率”,给美国大使留下了强烈印象,美国随即将他作为重点工作对象,全力支持他对抗苏共中央、对抗联盟政权、分裂苏共和苏联的一切反叛行为。

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公开发生冲突被开除出政治局后,美国利用各种机会与他保持更为密切的接触。1989年,叶利钦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并进入最高苏维埃。当年9月叶利钦访美,美方破格接待这位“非正式访问”的“非官方人物”,安排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和前总统里根等诸多政要同他会晤。

叶利钦回国后,加紧展开反共活动。一方面在党外谋求取消苏共领导地位的宪法的修订,另一方面在党内领导“民主纲领派”,力图“彻底改造”苏共,夺取苏共领导权。美国则在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之间进行“劝和”,推动两人“联手合作”,直接介入苏联国内的政治斗争。

1991年6月,叶利钦当选俄罗斯联邦总统,美国立刻邀请他访美,并且给予这位尚未就职的苏联地方政权领导人以完全的国家元首礼遇。除布什总统与他进行长时间会谈外,美国副总统、国防部长、商务部长、国会参众两院领袖以及劳联—产联领导人、一些大公司老总、社会团体负责人,也都会见了叶利钦。

叶利钦对美国人的知遇之恩投桃报李。1991年12月他与乌克兰、白俄罗斯领导人密谋解散苏联时,首先向美国总统通报了情况,取得了美国的支持。

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共领导人对西方国家西化、分化战略从屈从到迎合,加上叶利钦为代表的苏共内部反叛势力则与西方敌对势力的里应外合,便使得苏共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内外交困、走投无路。当叶利钦站在前来包围“白宫”坦克的炮筒前时,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社会主义葬礼的“礼炮”也就要奏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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